国际在线消息：2009年新年伊始，中美两国迎来了建交30周年。1月7日，在国家体育总局办公楼大厅里，一场别开生面的乒乓球友谊赛隆重举行。
中美“乒乓外交”的见证人来了，两国的年轻一代乒乓球小选手来了，中美两国的政府高官也来了。梁戈亮，这位曾经的乒乓球世界冠军，不仅见证了中国乒乓球事业的发展，更见证了“乒乓外交”以小小银球推动地球转动的全过程。他在这场友谊赛后感慨万千：“三十多年前，‘乒乓外交’的比赛我们中美还没建交，两国人民的友谊当时体现，就从乒乓球开始的。经过三十年以后再重逢，两国的情况、两国运动员的情况都大不一样了。通过交流和互相的促进，消除了很多隔阂。我们国家也富强了，科技也进步了，向世界也学了很多东西，包括向美国也学了很多东西。通过今天的比赛，进一步重温友谊，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美国老运动员朱迪·霍夫洛斯特也是当年中美乒乓外交的参与者，37年前随美国队访华时，年仅15岁的霍夫罗斯特还打不上主力。朱迪坦言那时根本不知道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重要意义”，只是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如今，朱迪已经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在她的感觉里，中美两国的共同点越来越多：“第一次来中国，记者们采访我们的时候都很安静，而且站在比较远的地方，我看不出有媒体之间的竞争，这次来，我发现有一大群记者围着我，把话筒伸到我的面前，甚至碰到了我的脸。人们是如此的激动，这倒让我感觉到是在美国。”
当天的友谊赛，让人们激动不已的并不是最后的比分，而是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当年“乒乓外交”那历史性的一刻。
背景链接：“乒乓外交”是当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1971年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应邀访华的美国团体。这次访华，重新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因而也被称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乒乓外交”虽然打开了中美封闭了20多年的交往大门，两国之间的外交温度也在1972年变得温暖起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在这一年的2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中美联合公报》，尼克松此次访华被称为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可是中美却未能很快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直到6年多以后的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才正式建交。那么为什么中美的建交历程如此漫长？在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温暖氛围下，建交谈判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呢？在中美建交谈判中，曾经担任邓小平外事翻译的施燕华女士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尼克松当时是打开了关系，但是很可惜，水门事件弄得他焦头烂额，他后来就面临弹劾的危险，他自己辞职了。因为实际上，尼克松是希望在他的任期内干完这件事情，这样他在历史上也能够留下一个名声，是他同中国建交了。因为他不是第二任了嘛，结果第二任没干，没怎么干就下来了。所以就不可能。”
一直渴望达成中美建交的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丑闻迅速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导致中美建交的进程被延搁，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十分严峻，因此两国的建交谈判一拖再拖。
“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副总统福特未经选举程序直接登上总统宝座。
人物链接：杰拉尔德·福特，1913年7月14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青年时期，他先后在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福特当过律师，还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并曾连续25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1973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因贪污丑闻下台后，福特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副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福特出任美国第38任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经过选举而直接被任命的总统，1977年福特卸任。2006年12月26日，福特去世，享年93岁。
由于缺乏外交经验，荣登宝座的福特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但他依然觉得在中美关系方面应该做点什么。1975年2月和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两度访华，为福特对北京的访问“打前战”、做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秘密谈话，这是来北京访问的其他国家外长谁也享受不到的一种特权。当年年底，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陪同下，终于越过大洋来到北京。
12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此时，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状况已是时好时坏了，毛泽东与福特谈了110分钟，不断地打着手势，说道点子上时，朗声大笑。人们看得出来，这位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已经到了暮年了。福特对中国的这次访问，并没有解决中美两国的建交问题。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回忆说：“福特上台之后，他先解决苏联问题，但是经过谈判，这个问题，苏联问题也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他返回来到中国访问，想来解决中国问题。到中国来之后呢，他又不肯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这个问题一样没有得到解决。经过一段时间交谈之后，看来是福特总统任期很短，最后也没有能够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接下来，福特在美国的支持率屡屡下降，他的政绩也成为他的竞争对手攻击他的靶子。1976年，福特寻求连任未果，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总统。
人物链接：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曾就读于佐治亚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和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946年至1953年在美国海军服役。1962年至1966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1970年至1974年担任佐治亚州州长。1977年当选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1980年争取连任落选。卡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位美国农场主出身的美国国家元首做事的确与他的前任不同。入主白宫后，卡特仔细研究基辛格、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备忘录，还阅读了福特总统同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私下谈话记录，使他开始比较清楚地了解在过去几年已完成了什么工作，今后还需要作多少事情。卡特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热情给施燕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特执政，他倒是还有点眼光。他觉得在他的任内，他要想办法打开中美关系。卡特1977年上台执政以后，他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我将努力迅速地使得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走。这句话就很重要。外交上只要有一句话，它就是一个信号。所以就看出美国是想同中国建交。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信号。”
事实上，卡特希望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而达成中美建交，因而发出相关外交信号，这一举动是有他的政治需要的，也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紧密联系的。
背景链接：1977年，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的势头，在世界许多地区发动了战略攻势，把手伸向了非洲之角、南部非洲、红海之滨、波斯湾、印度洋和东南亚。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求得战略上的平衡，美国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为了试探虚实，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儿子随同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时，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辞世，接见美国代表团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回忆说：“70年代后期，小平同志回到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一直关心着对美国的工作，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他都用他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间，小平同志不仅是关心这个谈判进程，而且是对每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具体的指示。”
1978年5月，卡特指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来中国会晤中国领导人，会见他的也是邓小平。担任邓小平翻译的施燕华仍然记得会见时的情景：“他来了以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小平同志说话都很干脆的，他没什么废话，他就跟布热津斯基说，现在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清楚，问题就是你美国能不能下得了决心。我们中国人办事喜欢痛快，就看你们美国人下不下决心。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痛痛快快说，这三个条件我们都接受，我们就可以开始建交谈判了，那就是很痛快的事情了，不要总是说这方面要弄出一点小的枝节，那边提出一些小的枝节问题，那就不行。”
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施燕华讲：“我们就提出来你要同台湾断交。因为只有一个中国，你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你不可能同台湾保持建交关系，又同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就是废约，因为这是他们当时承认台湾，而且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同台湾签定的共同防务条约。等于说如果他有事的话，美国就可以派军队来帮助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所以这共同防务条约要废除。第三个就是撤军，当时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军队一般是军事方面的关系都是主权国家的关系。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到我们的主权问题。”
小平坚定而自信的处事风格和话语风格给布热津斯基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非常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很坦率，当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时，邓小平不断地问我，美国是否真的决定好了要同中国正式建交。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以暗示美国是在举棋不定。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可以进行正式谈判了。于是，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很喜欢和他打交道，讨论问题。他是我所接触的政治家中，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位。”
与布热津斯基会面后不久，邓小平与外国记者谈话时说，中国同日本用一秒钟就达成了和平友好的条约，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行了。消息传到白宫，卡特总统指示，立即通知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为完成中美建交谈判的目标时间，希望在这段时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总统指令一下，美国方面立即与中国进行协商谈判。中美建交谈判开始加速，但是双方的谈判并非进展得一帆风顺，台湾问题成了两国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首任驻美大事柴泽民讲述了当时两国谈判中遇到的棘手问题：“那么就是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就是断交、废约和撤军这三个原则美国是接受了。那么谈判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这一问题成为两国是否能够建交的关键所在。关键时刻，还是邓小平做出了决断。施燕华回忆说：“他就说，我们是愿意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但是如果美国坚持要卖武器给台湾，它只能够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方面设置障碍。最终可能不得不迫使我们使用武力。这话很厉害。邓小平他的主意就是，建交公报照样发表，我们照样要建交，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交以后我们两国再谈。”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则认为，邓小平的决断使得中国比较好地把握了与美国建交的时机，而中美建交对于中美两国乃至整个当时美苏对抗时期的世界格局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如果要坚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同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来解决。因为有这句话，才有后来的817公报。这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简单说就是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向台湾的武器销售，而且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建交时向台湾销售武器的水平，一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两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由此，中美关系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于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施燕华有着自己的理解。
施燕华讲：“为什么邓小平那时候他亲自抓中美建交？因为他在考虑要把我们中国的中心任务转到经济发展上去，我们不是12月16号宣布中美建交吗？18号不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了么？那时候，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发展、改革开放，那么没有开放，你知道怎么改？你开放，开放没有美国行吗？不行。那么现在正好是个时机，现在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以后就很难说了。”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8天后，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外的草坪上以隆重礼仪欢迎邓小平的到访。
这一事件在中美两国外交史上有着众多的第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第一次飘扬在美国白宫的上空；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美国的军队；这也是美国人第一次鸣放19响礼炮，欢迎一个并非国家元首的共产党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对于中美建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为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当邓小平的手与美国总统卡特的手紧紧相握时，中美关系的历史开始重写。虽然这次握手比那次尼克松与周恩来的跨过大洋的握手晚了近八年，但在场的中国人都真实地感受到了这次握手意味着什么。美国人同样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奔放的美国人此时突然变得严肃了，他们第一次破例地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邓小平访美，而且鸣放了19响礼炮。对于这种破格的接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解读道：“因为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已经明白地要从过去的所谓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么美国人当时都已经很明白，邓小平实际上是这种政策的制订者，决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用英语说就是backsit driver，叫做后座驾驶员，就是中国这辆车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开，但是他那个驾驶室不是在前头，而是在后头。所以邓小平虽然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去访问美国，但美国人是把他作为国宾，把他作为国家元首。”
为了表达对邓小平访美的重视，美国方面还打破惯例，在肯尼迪中心举行了招待晚会，数十名美国儿童在晚会上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中国歌曲。
邓小平显然被这支歌打动了。表演结束后，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女士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他拥抱并亲吻这些美国儿童的场景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记忆犹新：“最不能忘记的是在肯尼迪表演中心，邓小平先生个子不高，他和一个美国小孩在一起学唱他们最喜欢的歌，他们用中文唱这首歌。然后邓小平先生亲吻了这个女孩，还有我9岁的女儿，很多人当时跟着歌曲的节奏流下热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难忘的场景。”
看到此情此景，一直反对同中国建交的美国议员事后议论说，他们把我们打败了，谁也没办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小平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很爱人民，他确实让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
邓小平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就与卡特进行了会谈，他在会谈中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团结、反对各种霸权主义，也虚心听取了美方的意见。邓小平的才能、胆识和风度使卡特甚为佩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只接一只地吸烟，当我的话被翻译给他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中国人有力地点点头。邓小平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处长的唐龙彬当时随同邓小平访美，他对那次访问记忆深刻：“这个会谈都是卡特总统亲自出面同邓小平同志举行几次会谈，而且卡特总统还举行了一个有800多人，将近1000人的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上下议院议长的宴会上也是规模很大，而且我还记得当时他在访问别的省市的时候，当地政府举行欢迎宴会的时候，附近一些省的省督和主要议员都专程赶到那个地方参加邓小平的宴会。”
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段全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200多名新闻记者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美国的各个角落，随处都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名字。
美国的电视新闻：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并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每到一处都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
美国著名的国会山：那些见惯世面的议员们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
得克萨斯州竞技场：女骑手向邓小平赠送了一顶崭新的牛仔帽，邓小平高兴地戴在了头上，他的这个举动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天，竞技场周围的牛仔帽生意大为兴隆，成百上千顶牛仔帽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1月31日，在白宫东厅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邓小平、卡特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似乎又是一个例外。因为邓小平当初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的，卡特身为美国元首，与邓小平签署这项协定似乎并不对等。但此时此刻，人们并没有在乎这些形式上的细节，因为协定的签署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创了先例。
在签字仪式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向邓小平提问说：“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卡特当时正处在兴奋之中，听到这个美国记者这样提问有些着急，瞪大眼睛望着邓小平。
邓小平笑容可掬地回答说：“有！”。邓小平的回答使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人们在等待邓小平如何挽回他的失语。然而，邓小平的回答却是语惊四座：“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邓小平话音刚落，全场顿时爆发出掌声。在这掌声中，人们领略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风采。人们理解了傲慢的美国人为什么屡破惯例，为这个来自东方的共产党领袖的美国之行喝彩。
人们回首往事，深切地感到不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人类的脚步总要迈向和平与发展，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79年春天的这次握手，乃是中国之大幸、世界之大幸。
两国关系一路走来，虽然也经历了磕磕绊绊、沟沟坎坎，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2009年1月12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已经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用数字告诉大家：“1979年的时候，我们4079个签证发放给中国，其中700个是给学生的，2008年的时候，我们50万个签证给中国，其中7万个是给学生的，这和1979年相比增加了100倍以上。现在美国在中国学习的学生比2001年又增加了5倍，也有10%的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外语，所以可以看得出，中国的重要性变得更深。”
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变化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的不断加深。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前外长李肇星用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周前，我偶尔遇到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普通话发音比我纯正。我表扬他们，他们却说，他们妹妹比他们的普通话好多了。大使的二儿子还说，等父母老了，他要好好赡养他们。听到这话，雷德夫人笑开了花，说，‘孩子们在中国不仅仅学习了汉语，还学习了中国传统中的敬老美德，这最为可贵’。那一刻，在我眼里，雷德夫人是最幸福的母亲。”
这位中国前任外长用“大道无遮拦”这句话来预言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大道无遮拦’是一句东方佛语。中美关系就是不怕遮拦、不可遮拦的大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一直渴望达成中美建交的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丑闻迅速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点，导致中美建交的进程被延搁，而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十分严峻，因此两国的建交谈判一拖再拖。
“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副总统福特未经选举程序直接登上总统宝座。
人物链接：杰拉尔德·福特，1913年7月14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青年时期，他先后在密歇根大学、耶鲁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福特当过律师，还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并曾连续25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1973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因贪污丑闻下台后，福特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副总统。1974年8月，尼克松总统由于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后，福特出任美国第38任总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没有经过选举而直接被任命的总统，1977年福特卸任。2006年12月26日，福特去世，享年93岁。
由于缺乏外交经验，荣登宝座的福特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之中，但他依然觉得在中美关系方面应该做点什么。1975年2月和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两度访华，为福特对北京的访问“打前战”、做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秘密谈话，这是来北京访问的其他国家外长谁也享受不到的一种特权。当年年底，福特总统在基辛格的陪同下，终于越过大洋来到北京。
12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
此时，毛泽东主席的健康状况已是时好时坏了，毛泽东与福特谈了110分钟，不断地打着手势，说道点子上时，朗声大笑。人们看得出来，这位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已经到了暮年了。福特对中国的这次访问，并没有解决中美两国的建交问题。中国首任驻美国大使柴泽民回忆说：“福特上台之后，他先解决苏联问题，但是经过谈判，这个问题，苏联问题也没有解决。没有解决，他返回来到中国访问，想来解决中国问题。到中国来之后呢，他又不肯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因此这个问题一样没有得到解决。经过一段时间交谈之后，看来是福特总统任期很短，最后也没有能够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
接下来，福特在美国的支持率屡屡下降，他的政绩也成为他的竞争对手攻击他的靶子。1976年，福特寻求连任未果，卡特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总统。
人物链接：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生于美国佐治亚州。曾就读于佐治亚州西南大学和理工学院和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军官学校。1946年至1953年在美国海军服役。1962年至1966年任佐治亚州参议员。1970年至1974年担任佐治亚州州长。1977年当选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1980年争取连任落选。卡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位美国农场主出身的美国国家元首做事的确与他的前任不同。入主白宫后，卡特仔细研究基辛格、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谈话备忘录，还阅读了福特总统同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私下谈话记录，使他开始比较清楚地了解在过去几年已完成了什么工作，今后还需要作多少事情。卡特对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热情给施燕华留下了深刻印象：“卡特执政，他倒是还有点眼光。他觉得在他的任内，他要想办法打开中美关系。卡特1977年上台执政以后，他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我将努力迅速地使得朝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走。这句话就很重要。外交上只要有一句话，它就是一个信号。所以就看出美国是想同中国建交。这个时候，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信号。”
事实上，卡特希望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进而达成中美建交，因而发出相关外交信号，这一举动是有他的政治需要的，也是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紧密联系的。
背景链接：1977年，苏联加紧对外扩张的势头，在世界许多地区发动了战略攻势，把手伸向了非洲之角、南部非洲、红海之滨、波斯湾、印度洋和东南亚。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求得战略上的平衡，美国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为了试探虚实，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儿子随同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此时，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已经辞世，接见美国代表团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回忆说：“70年代后期，小平同志回到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一直关心着对美国的工作，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他都用他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间，小平同志不仅是关心这个谈判进程，而且是对每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具体的指示。”
1978年5月，卡特指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前来中国会晤中国领导人，会见他的也是邓小平。担任邓小平翻译的施燕华仍然记得会见时的情景：“他来了以后，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小平同志说话都很干脆的，他没什么废话，他就跟布热津斯基说，现在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清楚，问题就是你美国能不能下得了决心。我们中国人办事喜欢痛快，就看你们美国人下不下决心。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痛痛快快说，这三个条件我们都接受，我们就可以开始建交谈判了，那就是很痛快的事情了，不要总是说这方面要弄出一点小的枝节，那边提出一些小的枝节问题，那就不行。”
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施燕华讲：“我们就提出来你要同台湾断交。因为只有一个中国，你必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你不可能同台湾保持建交关系，又同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就是废约，因为这是他们当时承认台湾，而且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它同台湾签定的共同防务条约。等于说如果他有事的话，美国就可以派军队来帮助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所以这共同防务条约要废除。第三个就是撤军，当时美国在台湾还有驻军，军队一般是军事方面的关系都是主权国家的关系。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到我们的主权问题。”
小平坚定而自信的处事风格和话语风格给布热津斯基留下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非常有个人魅力的政治家之一：“邓小平很坦率，当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时，邓小平不断地问我，美国是否真的决定好了要同中国正式建交。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策略，以暗示美国是在举棋不定。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可以进行正式谈判了。于是，我们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很喜欢和他打交道，讨论问题。他是我所接触的政治家中，非常有个人魅力的一位。”
与布热津斯基会面后不久，邓小平与外国记者谈话时说，中国同日本用一秒钟就达成了和平友好的条约，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两秒钟就行了。消息传到白宫，卡特总统指示，立即通知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为完成中美建交谈判的目标时间，希望在这段时间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
总统指令一下，美国方面立即与中国进行协商谈判。中美建交谈判开始加速，但是双方的谈判并非进展得一帆风顺，台湾问题成了两国政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首任驻美大事柴泽民讲述了当时两国谈判中遇到的棘手问题：“那么就是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就是断交、废约和撤军这三个原则美国是接受了。那么谈判到了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这一问题成为两国是否能够建交的关键所在。关键时刻，还是邓小平做出了决断。施燕华回忆说：“他就说，我们是愿意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但是如果美国坚持要卖武器给台湾，它只能够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方面设置障碍。最终可能不得不迫使我们使用武力。这话很厉害。邓小平他的主意就是，建交公报照样发表，我们照样要建交，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建交以后我们两国再谈。”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则认为，邓小平的决断使得中国比较好地把握了与美国建交的时机，而中美建交对于中美两国乃至整个当时美苏对抗时期的世界格局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当时如果要坚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和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同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来解决。因为有这句话，才有后来的817公报。这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简单说就是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向台湾的武器销售，而且数量上和质量上不超过建交时向台湾销售武器的水平，一直到最后完全停止。”
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两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阶段。由此，中美关系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对于中美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施燕华有着自己的理解。
施燕华讲：“为什么邓小平那时候他亲自抓中美建交？因为他在考虑要把我们中国的中心任务转到经济发展上去，我们不是12月16号宣布中美建交吗？18号不就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了么？那时候，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发展、改革开放，那么没有开放，你知道怎么改？你开放，开放没有美国行吗？不行。那么现在正好是个时机，现在如果不抓住这个时机，以后就很难说了。”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8天后，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一天正好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外的草坪上以隆重礼仪欢迎邓小平的到访。
这一事件在中美两国外交史上有着众多的第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第一次飘扬在美国白宫的上空；这是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美国的军队；这也是美国人第一次鸣放19响礼炮，欢迎一个并非国家元首的共产党人的到来。邓小平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对于中美建交给予了高度评价：“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为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当邓小平的手与美国总统卡特的手紧紧相握时，中美关系的历史开始重写。虽然这次握手比那次尼克松与周恩来的跨过大洋的握手晚了近八年，但在场的中国人都真实地感受到了这次握手意味着什么。美国人同样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奔放的美国人此时突然变得严肃了，他们第一次破例地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邓小平访美，而且鸣放了19响礼炮。对于这种破格的接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解读道：“因为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已经明白地要从过去的所谓抓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那么美国人当时都已经很明白，邓小平实际上是这种政策的制订者，决策者，用美国人的话说，用英语说就是backsit driver，叫做后座驾驶员，就是中国这辆车实际上是邓小平在开，但是他那个驾驶室不是在前头，而是在后头。所以邓小平虽然是以副总理的身份去访问美国，但美国人是把他作为国宾，把他作为国家元首。”
为了表达对邓小平访美的重视，美国方面还打破惯例，在肯尼迪中心举行了招待晚会，数十名美国儿童在晚会上用中文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中国歌曲。
邓小平显然被这支歌打动了。表演结束后，邓小平和他的夫人卓琳女士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他拥抱并亲吻这些美国儿童的场景让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记忆犹新：“最不能忘记的是在肯尼迪表演中心，邓小平先生个子不高，他和一个美国小孩在一起学唱他们最喜欢的歌，他们用中文唱这首歌。然后邓小平先生亲吻了这个女孩，还有我9岁的女儿，很多人当时跟着歌曲的节奏流下热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难忘的场景。”
看到此情此景，一直反对同中国建交的美国议员事后议论说，他们把我们打败了，谁也没办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小平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很爱人民，他确实让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
邓小平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就与卡特进行了会谈，他在会谈中强调，世界各国的和平和团结、反对各种霸权主义，也虚心听取了美方的意见。邓小平的才能、胆识和风度使卡特甚为佩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一只接一只地吸烟，当我的话被翻译给他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向别的中国人有力地点点头。邓小平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处长的唐龙彬当时随同邓小平访美，他对那次访问记忆深刻：“这个会谈都是卡特总统亲自出面同邓小平同志举行几次会谈，而且卡特总统还举行了一个有800多人，将近1000人的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上下议院议长的宴会上也是规模很大，而且我还记得当时他在访问别的省市的时候，当地政府举行欢迎宴会的时候，附近一些省的省督和主要议员都专程赶到那个地方参加邓小平的宴会。”
邓小平的访问在全美国引起轰动，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段全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200多名新闻记者跟踪采访和报道了邓小平的活动。美国的各个角落，随处都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名字。
美国的电视新闻：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并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邓小平每到一处都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
美国著名的国会山：那些见惯世面的议员们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留念。
得克萨斯州竞技场：女骑手向邓小平赠送了一顶崭新的牛仔帽，邓小平高兴地戴在了头上，他的这个举动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天，竞技场周围的牛仔帽生意大为兴隆，成百上千顶牛仔帽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1月31日，在白宫东厅举行隆重的签字仪式，邓小平、卡特亲自签署了中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似乎又是一个例外。因为邓小平当初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的，卡特身为美国元首，与邓小平签署这项协定似乎并不对等。但此时此刻，人们并没有在乎这些形式上的细节，因为协定的签署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开创了先例。
在签字仪式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记者向邓小平提问说：“你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卡特当时正处在兴奋之中，听到这个美国记者这样提问有些着急，瞪大眼睛望着邓小平。
邓小平笑容可掬地回答说：“有！”。邓小平的回答使在场的人无不瞠目结舌，人们在等待邓小平如何挽回他的失语。然而，邓小平的回答却是语惊四座：“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邓小平话音刚落，全场顿时爆发出掌声。在这掌声中，人们领略了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风采。人们理解了傲慢的美国人为什么屡破惯例，为这个来自东方的共产党领袖的美国之行喝彩。
人们回首往事，深切地感到不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人类的脚步总要迈向和平与发展，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79年春天的这次握手，乃是中国之大幸、世界之大幸。
两国关系一路走来，虽然也经历了磕磕绊绊、沟沟坎坎，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2009年1月12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与美国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已经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用数字告诉大家：“1979年的时候，我们4079个签证发放给中国，其中700个是给学生的，2008年的时候，我们50万个签证给中国，其中7万个是给学生的，这和1979年相比增加了100倍以上。现在美国在中国学习的学生比2001年又增加了5倍，也有10%的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外语，所以可以看得出，中国的重要性变得更深。”
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变化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的不断加深。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前外长李肇星用他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两周前，我偶尔遇到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普通话发音比我纯正。我表扬他们，他们却说，他们妹妹比他们的普通话好多了。大使的二儿子还说，等父母老了，他要好好赡养他们。听到这话，雷德夫人笑开了花，说，‘孩子们在中国不仅仅学习了汉语，还学习了中国传统中的敬老美德，这最为可贵’。那一刻，在我眼里，雷德夫人是最幸福的母亲。”
这位中国前任外长用“大道无遮拦”这句话来预言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大道无遮拦’是一句东方佛语。中美关系就是不怕遮拦、不可遮拦的大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曲折，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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