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寿光：
感谢陈光金副所长对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以及生活问题的解读。下面，我们有请蓝皮书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张翼：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以及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今年其他几本蓝皮书里提到的数据，今年写了对80后流动农民工的状况，有了一些描述性的分析。现在对整个数据使用过程当中，国家统计局在农村培养调查一个关于农民工数据的来源。二是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的数据。这两个数据本身在同时进行，也同时有国务院批准来实施，这两个数据在调查当中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我今天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用国家计生委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来分析。
调查数据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农民工的迁移主要在东南沿海地方分布比较多，我们的抽样也是这些地方比较稠密，在中部相对比较稀疏，我们只是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调查。从农民工的人口的基本特征上看，女性的量最近几年增长非常快，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很突出。而在男性方面，相对年龄大的比较多，年龄小的进入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的数量相对有限。在将来发展过程当中，女性进入城市比例会增长得非常快，也就是改变原来在农民工的人口结构当中男性比较多、女性比较少的状况，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张翼：
从受教育程度方面可以看到，80年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80后要低很多，女性是最主要的变化。80前的女性小学毕业7%左右，男性5%左右，但是80后有很多小学毕业，所以80后和80前差距就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在长期流动以及进入城市比重方面，往往是80后相对占得比重比较小，而70后占的比重和60后所占的比重增长的越来越快，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大。所以，从这两个数据来看总体人口结构。我们把所有在城市里面就业的农民工，或者是只住了一个月之内的农民工，我们全部包括在里面。因此，这个数据是整个城镇的农民工的数据推断得到的变量。所以80后比重没有超过61%，大约在50%左右。
张翼：
就业率来说，80前和80后男性比例比较大，有98%的人有工作。80后女性比80前女性就业率要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80前的女性要照顾孩子，还有照顾家庭的职责。有一些媒体说，80后的农民工宁肯待业也不愿意工作的推断，实际是小样本的调查得到信息。在大样本调查当中，这个结构难以成立。因此，不管在80前还是80后，他们的就业都是很高的，都高于城镇人口。
收入方面变化，80前男性平均收入都高于80后的。所以有一些媒体报道，80后的人只有收入高了以后，才去干活，收入不高就不干活，这个推论也是不成立的。所以，按照平均来说，基本上是80前收入高于80后。从女性来说，男性和女性在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只有初中年龄段的80前的女性的收入才低于80后的女性收入，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阶段的女性都年轻，所以女性和女性竞争过程当中，年龄大的女性相对比较弱势，尤其在服务性行业里面，比如宾馆、餐饮、制造业的企业偏重雇佣年龄比较小的女工，因此造成她们收入高于80前的女性。因此从整个收入变化来说，是80前的女性相对于高于80后的女性。这就与原来推断不一样，原来以为整个文化水平使80后工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带动她们的消费能力超过80前的女工，现在来看，这个推断不能成立。
张翼：
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所以可以看到每天工作8小时人数占比当中，80前的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80后的，因为文化程度是区别劳动力重要的变量，因此可以看到80后低于80前。但是在超过8个小时，也就是超过9个小时的每天工作时间里面，反到是80后高于80前的。也就是说，平均工作时间是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工作时间。
另外，转户的问题，2009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把有条件的农民工的转户，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试点。在转户里面，我们调查发现，在愿意转变非农户口这一项里，80前和80后相比，各个年龄段有不同的比例。但是他们的比例比较低，平均下来有25%的人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当我们问到，如果你们把承包地交回，你们愿意不愿意转回非农户口，这个时候大约21%里面的60%里面愿意转变。因此，如果把承包地交回，大约所有农民工里面，只有12%左右愿意转变为非农户。但是他们的落户地并不在中小城市，很多地方都已经把一些城镇作为农民工转户的主要的地方。但在实际中，他们主要把户籍落在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小城市只有占他们愿意转变户口的30%不到的比重。也就是说，在整个10%愿意转变非农户职工当中，只有30%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落户，剩下70%的人都愿意选择中等或者大城市落户。因此，整个政策对于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都是拒绝他们落户的。所以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农民工整体上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比例非常低。
张翼：
他们愿意把自己户口转变成非农户，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入学，这个原因占了55%。他们希望拥有这个城市保障房的比例却非常低。因为城市的人们也没有房子住，所以跟农民工访谈的时候说，如果给你们保障房的话怎样？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生活环境有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占很大的比重。福利待遇这方面，也是城市很担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工来了以后，他们主要看上城市里的福利待遇，这点可以从农民工进入企业以后发现。比如重庆市，给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实际是500元，这是比较低的。他们与其在城里做穷人，不如来到农村里消费，感觉生活更加体面。城市资源的配置不公平，使得城市人口占有了很多教育资源，公共资源也比较多，这是农民工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过调查以后，我们提出一些建议，一是80后正逐渐成为流动农民工的主体，但80前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尤其是要重视80后，但是80前也不能够轻视。因为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最易城市化的是80前的。重庆市出台只有工作满5年，你才能在中心区落户，满5年实际上80前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政策配置上一定要重视80前这部分人的诉求。
张翼：
80后的学历很高，但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却不能持续。很多地方说80后有“三高一低”，学历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高、工作要求比较高，但是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低。现在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往往在就业工作当中挑工作。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短缺，农民工的短缺，因为“农民工荒”造成的。如果把80后说成一个挑工作的问题，这里有歧视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在土地价格日渐上升的过程中，农民把自己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意愿并不强烈。不管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推广户籍制度改革，转移的速度还远远赶不上地方政府所期望的速度，出现了对大学生不转变户口的歧视做法。所以，土地价格的升值，以及农村生活状况的改善，城乡之间的制度配置均等化，使得城市户口丧失了原有的诱惑力。
张翼：
在这样情况下，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常住人口的道路，不应该把转移户口作为加深城镇化非常重要的配置。为什么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会成为常态，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发达国家状况看到，实际上城市之间的流动，中小城市、大城市之间的流动量非常大，不是说到一个城市就完全可以住下来。现在我们国家流动人口里面，城镇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每年都在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配置更加合理化了。如果不流动，这个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不合理。因此，以户籍来稳定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挂钩政策，完全可以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颁布以后，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哪个地方就业，在哪个地方就要参加“五险”，即养老保险、事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因此，地方政府出台的一项政策，只有把户籍人口纳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内，在《社会保险法颁布》以后，就完全实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对农民工的福利的专门化，作为将来使人口城镇化的选择。应该以转户籍计算当地的产业化率。这是一个政策配置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
张翼：
我们要更加多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把土地长期租给他们。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是通过生产队承包权书，怎么样让农民工长期拥有耕地。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里面作出一些变更，使得他们长期拥有，对中国保留18亿亩耕地的底线才是有保障的。
谢谢大家。
谢寿光：
非常感谢张翼研究员所做的关于80后城市农民工调查报告，这项成果其实原创性和价值非常大，媒体应该多给予进行关注，这是一种原创性的方法。下面有请赵延东研究员所作关于中小学的学生就业预期的调查。
赵延东：
谢谢谢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研究成果。我们题目是社会形势分析预测，预测的是2011年的情况，这个题目已经预测到10年、20年之后了，看看对于未来中国父母对子女成长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赵延东：
孩子长大以后该干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父母都考虑过，特别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以前一大堆孩子，可能出现一个乡长、县长。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可能父母对孩子的考虑更加精细。从社会学研究来说，我们在孩子长大了该干什么的问题上，就是一个职业期望和职业预期的问题。所谓职业期望，指的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于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倾向性的态度。我们今天谈的职业期望，不是自己对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期望，而是家长对于子女成长以后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的倾向性的态度。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家长们的职业期望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职业偏好，人们觉得哪个职业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从事比较好的职业，这种期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二是家长对孩子的职业预期和期望，可能也要受到家长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而且这种社会经济特征会与下一代成长起来特征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切入社会代际分层的研究。
赵延东：
另外，父母亲对你说将来应该干什么或者干什么，可能对于他自己未来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下一代青少年的职业倾向怎么样。
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是针对成年人自己，特别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对自己未来择业有什么样的考虑进行研究。去研究青少年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职业期望，这样的专门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提出这个研究问题。
这个报告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以中小学生为例，看中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将来从事职业有哪些期望，这些期望有什么特征。二是家长的期望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影响的机制和过程。
赵延东：
我的研究所依赖的数据是全国城市青少年的科技素养的调查，这个调查是由中央教科所和我所在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院共同实施，调查主要目标是调查青少年科技素养的情况。在这个调查同时，也调查了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其他情况。所以，我们总体是在全国的286个城市当中选取了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主要考虑科技素养调查和国际上形成一个对照，国际上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主要集中在10-14岁的青少年，我们考虑年轻的对称性选择了小学4年级到初中2年级。
具体分阶段概率的抽样方法，在全国一共抽了128个市辖区，在每个区抽了一个小学和一个初中，在每个学校里面抽一个班，小学抽4年级的一个班，初中抽2年级的一个班。每个班所有抽中的学生都要填答学生问卷，我们会把家长问卷给学生带回去，由家长完成。最后实际完成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总样本大概有6000多个学生。
赵延东：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现在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的未来职业有什么样的预期和特征。第一，虽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们现在做这些是不是太小了，孩子才上小学，怎么可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家长已经开始在很早的阶段考虑孩子未来的职业了。总体来说，大概92%的中小学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子的未来职业问题，小学的大概有91%、初中是93%。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家长，考虑孩子未来职业的比例低一些，是不是说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教育理念更为自由和宽松，他们不愿意过早的为孩子做一些限定。如果父母的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没有考虑未来职业的有12%左右。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的有5%是没有考虑过的。
家长们都倾向于选什么样的职业，这也不是太出意外，大家都是望子成龙，都希望孩子往好的职业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家长们优先倾向于选择像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教师等等专业性比较强、职业声望比较高，或者工作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是最受青睐的。专业技术人员选的是最多的，像工程师、科学家选择的比例也非常高。
赵延东：
另外，权力资源的政府公职，像官员、警察选择的比较多。像经理、老板的选择比例，跟军人、警察差不多，大概排在第4位。还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工人和农民，基本上成了一个被抛弃的职业，几乎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工人或者农民，比例非常之低。这种父母的职业预期的趋势，和我们当前社会实际职业声望的分布具有一致性的，具有统一性。
从总体来看，家长职业期望中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男孩和女孩，家长的预期差别很大。对于女孩的职业选择范围比较更为集中或者狭窄，男孩的分布是相对比较平均。女孩方面比较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集中于教师，这两块超过一半。家长对女孩的职业设计比较集中于稳定、知识性的职业，他们认为这更适合于女性。希望女孩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家长比例明显的偏少，虽然科学家、工程师也是稳定性、知识性的，但是这也和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印象，就是女孩不适合搞科研的影响。
赵延东：
在家长职业选择中，表现出一种代际传承的特点，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列式代表父母从事职业，这块代表对孩子未来从事职业的预期。科学家相对而言希望孩子从事科学家的比例高一些，官员也是一样。哪怕是农民和工人，虽然总体比例很低，但是父母是农民、工人，希望儿子是这个阶层的人的比例要高很多。总体来说，这表现了父母对自身职业的偏好性以及传承性。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父母相比，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父母，对孩子未来的职业预期相对来说就不会太高。比如父母是工人、农民希望孩子做科学家、官员的比例，就明显比父母是科学家、官员的比例低一些。我们把家庭收入情况做了五等分，收入低的家庭希望孩子从事的职业，明显的倾向于比较偏向于向教师、军人、警察、经理、老板或者做歌星、影星，这种比父母收入较高的阶层的人比例要高得多，而父母收入比较高的阶层，他们更希望会比较偏向于自己的孩子从事像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工程师，社会声望和地位较高的职业。
赵延东：
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教师、军人、警察的职业，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职业期望的一个分界点。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农民和工人认为比较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和军人、警察，他们选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职业。而再往高或者再往上，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官员，他们想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比较低。反过来，父母职业地位比较高，像当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他们可以想像孩子做不了好职业的话，差一点也就当个老师，当个老师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再往下，大概也是突破了他的底线，我们看到教师、军人、警察这块基本上是把父母划分了一个阶层，就是他们对子女预期的临界点。
最后做一个小结，父母对中小学子女职业预期表现出的特征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未雨绸缪。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开始谋划孩子的未来职业。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幼儿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到幼儿园做一个调查，看看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另外，我们没有拿到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如果能够做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预期更有帮助、会有一个更好的定位。比如这么早就开始对孩子谋划，到底是由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还是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还是其他，如果我们以后做一些比较研究，对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赵延东：
第二，望子成龙。都希望人往高处走，普遍更青睐于专业性强、稳定性高、社会声望更高的职业。但是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倾向性都是往高走的情况下，又有一些具体的特征。比如子承父业，希望孩子和自己从事相同职业的想法。另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于子女的职业期望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那些低阶层的父母对孩子预期低，高阶层父母对孩子的预期比较高。刚才李培林老师说到了，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地位的人，能够有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现在还不要说从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从下一代人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能这中间所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赵延东：
第三，男女有别。家长对男孩子、女孩子的期望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性别观念、性别角色在人们的文化或者社会结构，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在家长的预期中产生影响。比如大家都望子成龙，大家都希望往高走，但是这种高的职业，本身分布就很低，现在公务员考试都已经是几千人、几万人中取一个，这也会反映到家长的观念问题。那么如何正确引导家长的观念，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就是社会区隔问题，在家长对子女预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如何打破这个阶层的界限和壁垒。
赵延东：
第四，说一下性别问题，我们还做了科学社会的研究，现在女性科学家为什么老成长不起来，从爸爸妈妈那里已经开始对女儿说，你们是不能成为科学家的，所以更不要指望她们长大了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研究当中，能够进一步的挖掘。
谢寿光：
感谢赵延东研究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很有意思的报告。今天上午的几位专家发言到此为止。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